之前，E20水网固废网曾在一些文章中分析过，对于很多焚烧企业来说，面临建设逐步到顶，处置逐步多元背景，一个破局方式就是“协同焚烧”。而今年以来，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工业垃圾焚烧也更多地受到行业关注，浙江、上海、广东等地陆续出台一般工业固废协同生活垃圾处置的政策文件，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固废协同焚烧的趋势愈加明显，市场也在逐步规范。今年7月，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曾在E20做客时，也专门谈过这个话题，这里特别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交流。
 

　　01 国内垃圾处理市场远未饱和，工业垃圾处理市场还有很大空间
 

　　徐海云介绍，无论是在中国台湾，还是欧洲发达国家，一般工业垃圾主要都是与生活垃圾协同处置。除了危险废物，大家不可能为了一般工业垃圾专门单独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厂。如在德国，甚至有一部分危险废物包括医疗垃圾，也都是尽可能地与生活垃圾协同焚烧。相比单独建设，这样的协同焚烧才能创造最好的效益。
 

　　这十多年间，人均垃圾焚烧量及所占垃圾总量的比例呈整体增长趋势。
 

　　据报道，2020年，垃圾焚烧年欧洲的垃圾焚烧量大概是1亿吨左右，其中6000万吨左右是生活垃圾，其余的40%基本都是工商业垃圾。根据欧盟发展规划，到2035年，除了可回收垃圾之外，欧洲也计划实现一般垃圾零填埋，同时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争取各占垃圾焚烧总量的一半，如下图。
 

　　而实际上，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如波兰，还是以垃圾填埋为主。也就是说，未来，欧洲包括工业垃圾在内的垃圾的焚烧量还将会继续增加。
 

　　欧洲作为世界发达地区，工业垃圾的焚烧量才占到了垃圾焚烧总量的40%，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又是工业制造大国，如按欧洲的比例作为比照，垃圾焚烧厂需要吃掉的垃圾量还未饱和，可处理的工业垃圾的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02 制度壁垒逐步松动。工业垃圾协同处置为大势所趋
 

　　下图是2021年，浙江和河北两省上报给住建部和国家发改委的垃圾焚烧数据，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二者的差距其实主要就是协同焚烧的工业垃圾的数量。
 

　　造成这种差异，主要因为在我国，不同垃圾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如生活垃圾一般由住建部门管理，工业固废则由相关产业部门管理，农业固废由农业部门管理等，生态环境部虽然总体负责但具体管理缺乏统筹。
 

　　生态环境遵循的核心原则是“谁污染谁治理”，也就是说，工业企业产生的垃圾需要工业企业自己处理。但一般治理的工业企业没有专门的处理厂，没有办法单独进行处理。同时因为工业固废成分复杂，还有一些可能要归入危险废物，所以根据相关的环保政策，工业垃圾不能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进行处理。在早先的一些生活垃圾处理项目的特许经营协议里，一般工业垃圾也被定义为不可接受垃圾。在徐海云的记忆里，浙江一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就曾经因为接收工业垃圾焚烧，被一些环保组织告到了生态环境部。
 

　　在徐海云看来，工业垃圾不能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处理，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比如我们穿的鞋子归属于生活垃圾，但做鞋的边角废料却属于工业垃圾。同样的材料和成分，因为制作流程不同，便被分成了不同类别的垃圾。这不仅违反逻辑，也违背常识。此外，没有专门的工业垃圾焚烧厂，就算做鞋的边角料被归类进了工业垃圾，又让企业到哪里去烧?
 

　　对于工业企业来说，工业垃圾没有合适的去处，也不能长时间地堆放，就成为两难的问题。
 

　　徐海云认为，工业固废不能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协同处理，是我国条块分割管理的原因和结果。所以，在他看来，工业垃圾协同焚烧，必须从国家层面，促进部门间的协同。从效率的角度，则不仅需要不同类别的垃圾协同焚烧，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废物也最好能协同处置。
 

　　03 协同清单继续完善，市场需更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
 

　　随着工业不断发展，以及环保政策的不断完善，这些年，国家在此的政策也开始逐步松动，一些地方在政策和实践上也都有所突破。比如今年，就有浙江、上海、广东等地出台了有关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固废处置协同处置的政策，不仅明确鼓励生活垃圾协同工业垃圾，而且公布了协同焚烧一般工业固废的清单及负面清单等。
 

　　徐海云介绍，生活垃圾协同工业垃圾处置，最核心、最应关注的其实是收费制度——政策鼓励协同，清单明确了什么可以协同，收费制度解决的则是何处协同。
 

　　当前的生活垃圾处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财政支付，工业垃圾处理按由工业企业付费。在徐海云看来，虽然工业企业也支付了一定的费用，但因为生活垃圾本身有财政支付，工业企业支付的费用其实并没有达到市场应支付的价格。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工业垃圾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其实是占了全体纳税人支撑的政府支付的便宜。
 

　　比如媒体报道的台湾1995-2021年间的垃圾焚烧量变化，台湾家庭垃圾的焚烧量差不多占了垃圾进场焚总量的一半，另外一半主要为事业废弃物。在收费方面，台湾事业废弃物的处理费是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的两倍多，前者收费约为2000台币/吨，后者则是4000-5000台币/吨，也因此，事业废弃物处理收费成为台湾垃圾焚烧厂主要的营收来源。
 

　　因为，徐海云认为，正如前面所述，只有科学合理的收费制度，才能让生活垃圾处理厂更有动力接纳一般工业固废，也才能更好地提高垃圾处理设施的运营效率。而收费制度最关键的是，需要有一些顶层的设计，比如：比如对于一般工业垃圾来说，什么样品质的垃圾该收多少钱，如何核查和监控，等等。只有这些明晰了，有了公开透明合理的价格机制，工业企业和焚烧企业才可以相对明确地进行双向选择。特别是工业企业如果觉得价格高，也可以方便地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处理厂。
 

　　目前，国家在此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策，主要还是由各地自行规定，而地方也多是将定价权给到企业。比如2020年时，广东省生态环境局就曾在回复广东市政协委员《关于对工业垃圾进行统一收费，解决偷倒工业垃圾问题的提案》时透露，根据《广东省定价目录(2018年版)》精神，工业垃圾处理收费不属政府定价范围，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广州将通过正确引导企业开展源头减量、积极搭建资源化利用合作平台和不断强化部门联合监管相结合等方式，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推动行业良性发展，逐步解决工业垃圾收运处置问题。
 

　　可以看见，广东的政策其实明确了工业垃圾协同处置属于市场调节价管理范畴，就是需要焚烧厂和工业企业自行议价。这对于前有垃圾生产，后有环保监管的工业企业来说，是否会显得有一些不公平呢?国家是否需要出台有关工业垃圾收费的统一文件?这些可能也都是需要一起讨论的问题。(注：原文有删改)
 

　　原标题：徐海云：生活垃圾协同工业固废焚烧是趋势 建立合理的收费制度是核心